英國和歐盟籍本科學生的學費最高每年9250英鎊。

　　非歐盟籍學生的學費則從10000英鎊起。
        

　　拿劍橋大學最近公布的2018/2019年度學費標準為例，文科學費稍低，約20157英鎊;建筑學偏中，約為26376英鎊，計算機略高，為30678英鎊，醫學最高，為每年70131英鎊。

　　在如此高昂的學費面前，學生們有理由期待他們的園丁是有穩定的生存保障的。

　　學生的高昂學費似乎的確支撐起了英國的高等教育。

　　3月7日，在史上最大規模的英國大學教職人員罷工期間，HESA(英國高等教育數據分析站)首次公布了2016/2017年英國高等教育的收支。

　　該學年間，英國高等教育的總收入為357億英鎊，其中177億英鎊來自高昂的學費，學費收入在英格蘭占52.2%，在威爾士占55.9%，只有蘇格蘭和北愛的學費收入少于各種津貼和他方收入)。

　　學費以外的收入分別來自研究項目補貼(Research Grants & Contracts), 占總收入的0.9%;商業投資收入，占總收入的10.3%;個人和財團捐贈，占總收入的10.1%;其他收入占2.8%;政府獎勵(Funding Body Grants)僅占總收入的4.5%，比2014/2015年減少了5.5%。

　　與此同時，該學年的總支出為345億英鎊，其中基礎設施和運作占了總開銷的60.9%，行政開銷占了6.5%，貨幣貶值損失占了15.7%，利息和其他金融開支占了6.5%，而花在教職人員身上的錢，僅為總支出的3.6%。

　　從收入和支出的數據來看，英國高等教育在財務上并沒有像我們想象的那么窘迫。

　　至少在2016/2017學年，他們甚至有12億鎊的盈余。

　　此外，HESA的這份數據暗示了兩個問題，一是英國大學正義無反顧地朝私有化的方向發展;二是在私有化經濟體系必然導致的高度競爭模式下，對硬件設施的投入遠遠大于軟投入(教職人員的薪金和退休金)，這就意味著，一位學業的天之驕子，跋山涉水爭取到一份高校大學教書匠的工作，到頭來卻不一定就能遠離釜魚甑塵的窘境。

　　早在“大學教師新退休金計劃”宣布之前，《The Spectator(觀察者)》就曾對此作過不無諷刺的分析(2017.9.30)，其大意是：不像其他公共行業，政府有一定發言權，大學面對的是另一番情景。全英350所大學和學術機構組成一個會員式的責任體，這個責任體每年拿出一定金額放進裝退休金的小豬罐，然后再從里面拿出錢來做金融投資，賺的錢用于員工養老。然而近三年來它卻越來越“捉襟見肘”，小豬罐聲稱肚里已經堆滿了高達50多億英鎊的赤字。若按之前的退休金承諾，USS(Universities Superannuation Scheme大學養老計劃部)揚言，大學們得每年再賺7000萬英鎊，才能填補虧空。

　　為了扭轉赤字，這個責任體決定每年往小豬罐里只放20億英鎊的養老金，再繼續像之前一樣，用它來購買風險股，直到赤字被填平為止——這幾乎是所有私營企業的一貫畫風，在低牟利和高壽命面前，他們總是以“Cost ”為由，將清晰明了的退休金制度切換為虛焦模式，《The Spectator(觀察者)》總結道：“這是政治問題，不是財務問題。”

　　那么，退休金計劃改變之后，大學老師能拿多少退休金呢?

　　在臉書上，一位英國大學講師寫道：“按原有的退休金計劃，2050年我退休時，將拿到每年22,406英鎊。修改后的退休計劃則意味著，我只能拿到9,240英鎊。請告訴我，一年9,240英鎊如何維持一個家庭的正常開銷?”

　　英國大學老師們的生存處境到底有多坎坷?

　　受《英中時報》之約，罷工期間，我采訪了數位老師和學生。

　　3月12日，正值英格蘭倒春寒之際，在劍橋大學城內，老師們冒著寒風細雨，舉著反抗到底的牌子，向每個過往的行人發著傳單。

　　一位來自劍橋大學中世紀研究所的講師對我說：“如果我今天退休的話，我只能拿到14,000英鎊的退休金。”問及他目前的工資是否充裕，他說：“我的工資比GP們的低多了。而且這幾年都沒有漲過——相比飛漲的房價和物價。”

文章標簽：英國 學費